【科技专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杨卫：基础研究是创新的供给侧
“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2016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把创新作为“十三五”时期必须牢固树立的五大发展理念之首，要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
“十三五”期间，科技创新怎样在全面创新中发挥引领作用？阻碍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如何清除、思想藩篱如何拆掉？科研经费如何高效使用？论文造假等学术不端现象如何杜绝？如何为科研人员创造潜心科研的自由空间？怎样让知识产权保护不再难，使创新主体的创新劳动获得应有的收益？
围绕这些热点话题，本报记者日前独家采访了我国科技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请他们畅谈打算，敬请关注。
——编者
基础研究是创新的供给侧，创新是创新驱动的供给侧，而创新驱动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供给侧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基础研究能发挥什么作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杨卫从供给需求关系、新常态下经济形势、创新与生产力这三个角度具体说明了基础研究的重要性。
首先，基础研究是根本“供给侧”。“基础研究是‘供给侧的供给侧的供给侧’。”杨卫这样定位。
“基础研究是创新的供给侧，创新是创新驱动的供给侧，而创新驱动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供给侧。”杨卫从“供给”角度出发，对四者关系进行了层级分析。经济三驾马车“外贸、投资和内需”的结构比例发生变化，需求侧的变化要求供给侧作出适应性调整。创新驱动积蓄着长远发展的原动力，能够支撑和引领新经济，属于“供给侧”。而创新驱动由“创新”和“驱动”两部分构成。创新通常由高校、研究所和企业的专业人员承担，而驱动则由政府、企业管理层和金融投资者主导。创新涵盖多种科学研究，而基础研究是科学之本、技术之源，是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的根本途径，是无可替代的“源头供给”。
“追本溯源，稳固经济社会发展基石，筑牢国家科学技术大厦，需对基础研究实行长期稳定支持和超前部署。”杨卫说。
其次，基础研究是适应新常态的有效途径。
“用基础研究引发可产生链式反应的科学突破，可延续甚至突破经济新常态。”杨卫结合经济新常态特点，强调“用需求牵引发展”。他进一步说明，当前科技创新多呈点状、分散状和渐进式，星罗棋布，各自为政。目前缺乏爆发式进步，像“核物理”一样激发链式反应，带动全局变革。“科技创新在经济新常态中肩负引领作用，它往哪里领，经济就向哪里流。”杨卫举例，正是大数据技术的突破，才带来“互联网+”新兴产业的迅速崛起。“适应和引领新常态，要靠基础研究带来的科技变化，如果真的出现颠覆性的链式反应成果，就有可能突破新常态。”
再次，基础研究是实现创新的最高阶段——源头创新的唯一途径。
“如果总按别人的路线走，永远追不上别人，我们要做自己的路线图制定者。”杨卫认为，基础研究是实现生产力超车的唯一途径。他将创新分成四层“阶梯”：管理型创新、开发式创新、技术型创新和源头式创新。这四个“阶梯”自下而上，难度增大，对生产力的推动逐级提升。第一种管理型创新，只是从别国引进科学技术，进行管理效率上的创新；第二种开发式创新对别人的技术进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或集成式创新，但不涉及新的技术突破；第三种技术型创新是突破关键性技术，技术是自己的，但没有涉及科学层面的原理创新，其源头知识来自他人；而最高“阶梯”——源头式创新，真正是从基础研究衍生出来，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科学突破。
“就像比赛跑步，想要超过前面的选手，就要换一个跑道‘弯道超车’，沿着别人的轨迹追，怎么可能追上去？”杨卫认为，凭借劳动力和管理优势拿下“世界第一”难以持久，想要实现源头创新，在科学和技术上领跑世界，就必须依靠基础研究。
在这种创新发展的历史机遇面前，科学基金承担着支持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培养人才和团队、推动学科交叉等重要职责，是全面培养源头创新能力的主要战略支撑。
基础研究数量质量同步攀升，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依然很大
怎样科学判断我国基础研究的现状？
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持续快速增长，2014年达到626亿元，十年来年均增长保持在20%以上。研究产出数量与质量同步攀升，科技论文总量连续多年居于世界第二位，2005年至2015年9月，我国论文共被引1287万余次，高被引论文（引用次数居世界前1%）15011篇，均居世界第四位……杨卫用一系列数字概括了我国基础研究发展的状况。
在他看来，这远远不够。基础研究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整体实力差距体现在“三少”：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原创成果少，引领科学潮流的大师级人物和世界级科学家少，基础研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少。
据杨卫介绍，国际科研机构每年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在全球研究地图中溯源出100个新的爆发点。“前两年，中国仅有1个‘创新源头’，2015年也不过只有三四个而已。”
杨卫指出，基础研究正在进入从量变到质变、从点的突破到全面提升的发展阶段。2015年，中国论文的数量占到了世界总数的18.6%，而中国高水平论文（引用率在前千分之一）比重快速上升到世界同类论文的21%，甚至超过了数量占比。中国除了化学、材料、工程等优势学科之外的领域，也在慢慢开花结果。这些都是基础研究进入提高期的征兆。
力争到2020年实现“总量并行”，在投入、产出的总量上与科技发达国家相当
为了缩小差距，基金委提出了与科技发达国家实现“三个并行”的发展目标，奠定跻身创新型国家行列的科学基础。杨卫详细解读了“三个并行”的深刻含义。
“总量并行”，是指在投入、产出的总量上与科技发达国家相当。杨卫指出，基金委对此进行了目标量化，例如在经费投入方面，基础研究经费占R&D（研究与试验发展）投入比例争取由目前的5%左右达到10%；国际合作交流经费达到与合作对象大范围等同体量。论文总量方面，与美国差距进一步缩小。论文影响力方面，论文总被引用数达到全球第二；有1—3个领域达到第一；前1%高被引论文作者占全球10%；篇均被引数接近世界均值。
“贡献并行”，指在学科发展主流方向的形成过程中有中国科学家里程碑式的贡献。杨卫着重强调了“里程碑”的含义。“里程碑式贡献不一定是源头贡献，学术发展是有学术链条的，里程碑就是链条上的一个个关键节点。”他用铁基超导技术加以说明，虽然其发现的源头并非来自中国，但中国研发出温度最高的铁基超导，并对跟进的研究有优势的影响力。《科学》杂志评述“在凝聚态物理领域，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强国。”这就是里程碑式的贡献。
基金委对“贡献”也进行了量化规划，比如热点研究方面，每年涌现10项左右里程碑式的学科前沿工作；热点论文排名第二；主导5%以上的学科前沿热点形成。人才团队方面，拥有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领军人才，学科全球前50位科学家占比进入前4名等。
“源头并行”，是指中国对世界科学发展有重大原创贡献，有支撑和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源头创新工作。这也就是“创新第四阶梯”——源头式创新的发展目标。
科学基金将加大对源头创新的扶持力度，争取面向世界科学前沿每年涌现3—5项具有原创意义的重大成果，形成一批具有学科高地性质的研究中心，产出一批从原创到应用、支撑创新驱动发展的重大成果。
“这‘三个并行’是对我国基础研究数量和质量水平提升的整体表征，在国家创新能力发展的不同阶段，各项‘并行’的实现程度有所不同，是一个积叠、渐进的循序发展过程。”杨卫希望，在2020年实现“总量并行”，于2030年达到“贡献并行”，并不断加快“源头并行”的追赶步伐。
基金委将更加聚焦基础，更加聚焦前沿，更加聚焦人才
为早日实现“三个并行”目标，杨卫认为应当从资助格局、人才培养和制度管理等方面下大力气，提高自主效益，尽可能“把好钢用到刀刃上”。
首先，打造差异化的资助格局。基础研究领域广阔、项目众多，遵循科学规律、加强分类管理是新时期提高科学基金资助效能的必然要求。“一项研究，无论是基于基础探索还是市场应用，无论是基于个人自由探索还是国家地区意志，无论是希望共享开放还是严格保护，都能在科学基金的资助体系内找到位置。”杨卫强调。
因此，针对不同类型的基础研究，科学基金实施差异化的资助。对于好奇心驱动的基础研究，充分尊重科学家的学术敏感，扩大自主选题空间，鼓励自由探索；对于体现国家重大战略目标的基础研究，引导科学家在关系国家发展命脉的战略必争领域攻坚克难；对于面向全球性挑战的基础研究，科学基金会推进高水平国际合作，用好全球创新资源，服务人类进步；对于满足区域或行业发展特殊需求的基础研究，科学基金会发挥“育种”作用，加强与地方政府、产业部门的协作，通过指南引导科学家深入研究，促进知识创新体系和技术创新体系有机结合。
人才，是科学基金“十三五”规划中屡屡被提及的字眼。“创新的主体就是人才”。青年科学基金、地区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海外及港澳优秀学者项目、外国青年学者研究基金……在杨卫看来，对人才的扶持基金数目很多，但是急需完善资助谱系，优化支持机制：一是理顺人才成长链，在支持数量和强度上达到优化配置；二是促进人才支持公平化。最大限度避免“很多项目重叠交叉，常出现一个人同时申请到很多基金支持，但有的人却一分钱也拿不到”；三是力避用“行政级别”的方式设立人才层级。“如果根据类似于行政等级的方式划分人才层级，很可能支持不到真正有才的人。”他建议适应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生涯阶段人才成长规律，发展多样化人才资助模式。
通过三个“更加”，让资助更有效。“更加聚焦基础，更加聚焦前沿，更加聚焦人才。”他介绍说，除了继续加大经费投入，还要着力从内部管理入手，“建设评审制度公正、绩效回报丰富、全球视野开阔、管理服务高效、资源总量宏大、资助谱系多样”的卓越科学基金管理机构。例如，科学基金已经对资助经费进行调整，将经费划分为直接经费和间接经费，间接经费与受资助单位的信用等级直接挂钩。
“简单说，在将来，一个依托单位的信用等级越高，就能配套得到越大比例的间接经费。”杨卫解释道，而信用等级和财务管理水平、学术诚信记录、项目评审结果、公开提交报告相关，这也是科学基金进行诚信约束的手段之一。
（来源：人民日报，作者：刘诗瑶 赵永新，制图：蔡华伟）
附：
关于“供给侧改革”
看完这十个问题就懂了
供给侧改革的前世与今生：
“供给侧改革”横空出世，成为近期高层讲话中的高频词。究竟何谓供给侧改革？需求侧有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供给侧则有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四大要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使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
为何要进行供给侧改革？07 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逐年下滑，但需求刺激效果甚微。需求不足仅是表象，供需错配才是实质，因而需要从供给端着手改革。
供给侧改革是否有先例？20 世纪70-80 年代，美、英相继陷入滞胀，“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分别采用减税和国企改革等措施帮助经济走出衰退的泥淖。中国“供给侧改革”更注重经济结构的优化，避免潜在增速的大幅下滑。
供给侧改革的逻辑与路径：
供给侧改革如何落实？化解产能过剩、降低企业成本、消化地产库存和防范风险是最为关键的4 个“歼灭战”， 我们认为供给侧改革将分别在劳动力、资本、创新、政府4 条主线上推进。
如何优化劳动力配置？具体路径有三条：一是放开生育政策，补充人口红利；二是户籍制度改革并发展服务业，促进劳动力跨地域、跨部门流动，同时也能消化地产库存、稳定就业；三是促进扶贫注重教育，从而提升人力资本。
如何优化土地和资本配置？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在于确权和加速农地流转，从而提高土地使用效率，抑制地产泡沫。而资本要素改革的核心在于降低企业成本、提升企业盈利：资源品价改降低原材料成本，减税降费加速折旧降低财税成本，利率市场化结合降息降低财务成本，养老保险体系改革降低人力成本。而提升企业盈利的另一项改革是淘汰落后产能，国企是主要承担者。
如何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首先是构建激励机制，提升创新意愿，这有赖于资本市场的建设和直接融资的发展。其次是为企业营造宽松的成长环境，提升创新转化率，具体措施包括推进产学研结合、提供资金便利和税费减免。
政府自身如何落实供给侧改革？一是通过反腐、打破垄断、简政放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二是国企改革，通过合并重组提升绩效，为经济提供动力。
供给侧改革的影响与未来：
供给侧改革如何影响经济结构？从生产角度看，供给侧改革将导致第三产业占比上升，第二产业中传统工业占比下降、新兴产业占比上升。而从收入角度看，供给侧改革将引发经济蛋糕的重新分配：减税将导致生产税净额占比下降，加速折旧和产能去化将导致固定资产折旧占比短期上升、长期趋降，降低成本和产能去化将导致企业营业盈余占比上升，加速劳动力跨地域、跨部门流转以及提高人力资本，将导致劳动者报酬上升。
供给侧改革如何影响杠杆率？产能去化意味着企业部门杠杆率将持续下行，户籍制度改革和二三线城市地产库存去化意味着居民部门杠杆率将持续下行，减税降费和财政支出提升意味着政府部门杠杆率将大幅上升，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企业降低财务成本意味着金融部门杠杆率将缓慢上升。
总结而言，我们认为供给侧改革的实质是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在要素领域的延续和聚焦。当前蓝图已经铺开，未来前景令人期待！
正文：
1. 供给侧改革的前世与今生
1.1 “供给侧改革”横空出世
11 月以来，“供给侧改革”成为高层讲话中的高频词。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 次会议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两次强调，要“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上称，“要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而中财办主任刘鹤、副主任杨伟民，以及国家部委领导人也均在不同场合强调“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资料来源：海通证券研究所
1.2 何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与“需求侧”相对应。需求侧有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三驾马车决定短期经济增长率。而供给侧则有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四大要素，四大要素在充分配置条件下所实现的增长率即中长期潜在经济增长率。而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使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
资料来源：海通证券研究所
1.3 为何要进行供给侧改革？
表象：需求不足。07 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逐年下滑。从需求侧看，外需中，全球出口增速10 年见顶回落，过去三年持续零增长，中国较难独善其身，而低成本优势不再，令低端制造业向亚转移不可避免。内需中，11 年人口结构出现，12 年人口抚养比见底回升，13 年地产销量增速持续下行，工业化步入后期，投资增速持续下行。
资料来源：海通证券研究所
实质：供需错配。但需求刺激效果甚微，15 年以来央行5 次降息降准、发改委新批基建项目规模超过2 万亿，但投资依然萎靡。而在消费领域中，则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供需错配：国内消费增速拾级而下，但中国居民在海外疯狂扫货，国内航空客运增速缓慢下行，但跨境出游却持续高增长。这意味着，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并不在短期需求，而在中长期供给。
资料来源：海通证券研究所
1.4 供给侧改革是否有先例？
来自供给学派的典型实践。纵观世界经济历史，美国曾在20 世纪70 年代陷入滞胀，英国也在20 世纪70-80 年代面临滞胀叠加结构性问题的窘境。作为供给学派的典型实践，“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和“撒切尔主义”（Thatcherism）分别采用减税和国企改革等措施帮助经济走出衰退的泥淖。
资料来源：海通证券研究所
里根学派的核心是减税。以“里根经济学”为例，1981 年里根就任美国总统后，提出“经济复兴计划”，主要措施包括：降低税率，减少政府干预，缩减政府开支，紧缩货币供给。其中，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从70%降至28%，提高了可支配收入，增加了劳动供给意愿，也推动消费上行；而企业所得税率从46%降至33%，直接提高了企业盈利，也提高了企业投资意愿。里根经济学大获成功，令美国经济迎来“大稳健”时代，也为美国长期经济增长打下了坚实基础。
资料来源：海通证券研究所
我们认为，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非简单复制供给学派的“供给管理”，而是希望通过改革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从而避免潜在增速的大幅下行，其实质是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在要素领域的延续和聚焦。
2. 供给侧改革的逻辑与路径
2.1 供给侧改革如何落实？
习主席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中明确指出，要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要降低成本，帮助企业保持竞争优势；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形成功能健全的股票市场。中财办副主任杨伟民称之为推动经济结构改革的四个“歼灭战”。
资料来源：海通证券研究所
如何打赢这四个“歼灭战”？我们认为供给侧改革将分别在劳动力、资本、创新、政府4 条主线上推进。
2.2 供给侧改革如何优化劳动力配置？
放开生育政策，补充人口红利。中国过去的主要增长动力来自于充足的劳动力。但2011 年中国人口结构出现拐点，2012 年开始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总数和占比都出现了下降。同时，人口老龄化现象愈发明显，截至2014 年底，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2.12 亿，占总人口的15.5%。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这将成为未来劳动力要素改革的基础，在进一步释放生育潜力的同时，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增加劳动力供给，补充人口红利。
资料来源：海通证券研究所
户籍制度改革，化解地产库存。户籍制度改革将是劳动力要素改革的重中之重，其目的在于促进劳动力要素的跨地区流动。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中国城镇化率质量不高主要体现在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不高。城镇现在约有7.5亿常住人口，其中2.5 亿左右的人没能在城镇落户，2.7 亿农民工，买房比例仅1%。早在14 年7 月，国务院就已出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但进展缓慢。当前二三线城市地产库存居高不下，户籍制度改革和住房制度改革双管齐下，不仅有助于提供有效供给、加快城镇化进程，也将创造需求、消化地产库存。
资料来源：海通证券研究所
服务业大发展，缓解就业压力。服务业是未来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双重稳定器，淘汰落后产能意味着制造业部门就业承压，而服务业则可吸纳就业，因而创造条件、促成劳动力的跨部门流动，也将是未来劳动力要素改革的重要方向。根据统计局数据测算，第三产业每增长1 个百分点能创造约100 万个就业岗位，比工业多50 万左右。而考察企业就业状况，07 年以来，服务业PMI 就业在绝大多数时期高于制造业PMI 就业指标，这意味着服务业就业状况好于制造业，将成为未来主要的就业容纳器。
资料来源：海通证券研究所
促扶贫重教育，提升人力资本。除增加劳动力供给、促进劳动力跨地区和跨部门流转外，提高劳动力素质也是劳动力要素改革的重要内容。其具体措施包括以下两方面：
一是贫困人口脱贫。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在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我国现行脱贫标准是农民年人均纯收入按2010 年不变价计算为2300 元，2014 年现价脱贫标准为2800 元。按照这个标准，2014 年末全国还有7017 万农村贫困人口。而通过实施脱贫攻坚工程，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7017 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二是加大教育投入力度。今年4 月初，中央深改小组召开第11 次会议，审议通过《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并强调要“让每个乡村孩子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而今年以来，国务院常务会议也陆续通过一揽子教育法律修正案草案，并部署落实教育领域改革措施。
资料来源：海通证券研究所
2.3 供给侧改革如何优化土地和资本配置？
土地制度改革，加速确权流转。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方向是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农村土地流转以确权为基础，以放活经营权流转为目的，从而提升土地要素的流动性。同时，放活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意味着未来廉价的农村、土地用地供给瓶颈将打开，也有助于抑制地产泡沫、加速地产库存去化。
降低四大成本，改善资本回报。资本要素改革的方向之一是提高资本回报率，因而高成本是供给侧的最致命硬伤。以工业企业为例，2014 年底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中，主营业务成本占比高达86%，各种税费占比9%，主营利润占比仅5%。持续收缩的需求叠加高企的成本、费用，令企业盈利雪上加霜。而在需求整体不佳的大背景下，未来唯有依靠降低成本来改善企业盈利、提升资本回报。
资料来源：海通证券研究所
我们预计，未来将从以下四个方面降低企业显性成本：一是继续推进资源品价格改革，降低企业原材料成本；二是实施减税降费和加速折旧，降低企业财税成本；三是推进利率市场化，结合降息降低企业财务成本；四是实施养老保险体系改革，降低企业人力成本。
资料来源：海通证券研究所
淘汰落后产能，提升资本效率。资本要素改革另一个方向是提升资本使用效率，其目的也同样是改善企业盈利。而产能利用率和主营活动利润率高度相关。2011 年以来，中国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持续下滑，企业盈利也同步恶化，反映资本使用效率低下。2013年新一届政府执政以来，产能去化就已开始，伴随去产能延续，未来企业盈利有望随产能利用率回升而得到改善。
资料来源：海通证券研究所
国企将是去产能的主要承担者。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各类企业中，国有企业以最高的资产负债率和最低的资产周转率、最低的主营收入利润率，实现了收入、利润的最大幅下滑。这意味着，各类企业中，国有企业盈利能力最为堪忧，产能过剩最为严重，未来也将是产能去化的主要承担者。但淘汰落后产能的过程将有可能造成大批国企员工下岗，因而发展服务业吸纳就业也将是必然的选择。
资料来源：海通证券研究所
2.4 供给侧改革如何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融资体制改革，提升创新意愿。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首先有赖于创新意愿的提升，而股权市场天然提供了鼓励创新的激励机制。而以创新著称的美国，也正是依靠资本市场哺育创新。值得注意的是，“四个歼灭战”中，习主席对建设股票市场的论述最为详尽：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这意味着，改革融资体制，促进直接融资发展，将是未来的重点方向。
资料来源：海通证券研究所
鼓励两众两创，提升创新转化。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同样需要有便利的资源和宽松的成长环境，从而提高创新者的存活率和创新产品的转化率。李克强总理在14 年9 月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提出“创业万众创新”，而过去一年中，国务院及各部委也纷纷出台优惠政策措施。预计未来以下三方面改革将同步推进：
一是推进产学研结合，从而提高创新成果工业转化率。二是为创业企业提供更为便利的资金支持，譬如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三是实施针对创新型企业的税收优惠和费用减免，譬如研发费用抵税等。
资料来源：海通证券研究所
2.5 政府自身如何落实“供给侧改革”？
改革行政体制，降低制度成本。政府在“供给侧改革”中同样大有可为，一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保护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具体改革力度有强到弱依次是加强反腐、打破垄断、放松管制。中国企业不仅面对来自原材料、税费、财务、人力等领域的显性成本，更面临来自上述领域的隐性成本。以反腐为例，新一届政府执政以来狠抓反腐，落马官员人数有增无减，预计未来也将在这三个领域进一步推进改革。
资料来源：海通证券研究所
推进国企改革，实现强强联合。其二是加速国企改革，发挥好“看得见的手”的功能和作用。国企作为中坚力量，通过合并重组提升竞争力，将为经济增长提供长期动力。
资料来源：海通证券研究所
3. 供给侧改革的影响与未来
3.1 供给侧改革如何影响经济结构？
加速经济结构转型，重新分配经济蛋糕。从生产的角度看，供给侧改革将激发消费倾向，导致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占比进一步上升，而第二产业中的传统工业部门占比将明显收缩。而从收入的角度看，供给侧改革将引发经济蛋糕的重新分配：减税将导致生产税净额占比下降，加速折旧和产能去化将导致固定资产折旧占比短期上升、长期趋降，降低成本和产能去化将导致企业营业盈余占比上升，加速劳动力跨地域、跨部门流转以及提高人力资本，将导致劳动者报酬上升。
资料来源：海通证券研究所
3.2 供给侧改革如何影响中国杠杆率？
中国式转杠杆。供给侧改革同样将对中国杠杆率产生影响：产能去化意味着企业部门杠杆率将持续下行，户籍制度改革和二三线城市地产库存去化意味着居民部门杠杆率将持续下行，减税降费和财政支出提升意味着政府部门（主要是中央政府）的杠杆率将大幅上升，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企业降低财务成本意味着金融部门杠杆率将缓慢上升。
资料来源：海通证券研究所
（来源：海通证券、凤凰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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